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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，根据【中办（1982）45号】文的规定，父亲刑满释放一年后也回到原籍定居。母亲和父亲在分别13年后又团圆了。父母被安置在离市区八里地的省庄乡南上高（村）。

初，村里了解到父亲曾经在1959年到1962年，在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学习过英语，因此想安排他去村里的小学教英语。每课时5元，每周4个课时。但是父亲没有同意。一是在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学的是美式英语，发音不是标准的牛津音，怕误人子弟；二是不习惯与小孩打交道，嫌乱。结果让村里“土豪”开的小工厂捡了个便宜。聘请刚刚58岁，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父亲去厂里担任库房保管员。每月给60元。1985年工资改革，我是技术14级，工资加奖金、福利……每月工资260余元。父亲每月只有国家给的50元“生活费”，加上村办企业给的60元和数额不多的奖金。在农村，老两口够花了。

1982年起，母亲每天口渴难耐。一桶3、40斤的水灌下去，还是渴。身体迅速消瘦下去；体力越来越差；四肢日渐纤细。只是肚子依然那么大。开始时，谁也没有当回事儿，一直以为是妇女更年期症状。母亲则说是累的。确实，从1980年起，母亲开始为儿女带孩子。最多的时候，要带3个孩子。每天除了做饭外，还要带孩子。到了晚上，要给小孩洗澡，哄他们睡觉。然后洗衣服。等她要睡觉了，常常到了深夜11、2点了。父亲回来后，去小工厂上班。7点半走。于是母亲在清晨5点多起来，生火、做饭……

1983年，姐姐带着孩子去了上海。母亲带着4岁的婷婷上北京我弟弟那儿住了一段时间。大东流苗圃的医务室确诊她患了糖尿病。那时，《消渴丸》刚刚面世。我买了几瓶给母亲服用。效果很好。于是每月买3瓶，给母亲寄过去。后来疗效更好的《降糖舒》出来，稍微贵点。每盒1.80元；每月起码要6盒。

1984年下半年，父亲回到老家——泰安市省庄乡南上高。母亲带着婷婷回到父亲身边。

1985年前后，父亲来信说不用再给寄药了。他们在村医疗站就可以买到药。 不过母亲没有拿这个病当回事儿。只要觉得好了些，就把按时服药扔到脑后。那年探家，看到每月按时给母亲寄的《降糖舒》居然积压了2、3个月的量。面对儿子的抱怨，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：忘了吃（药），不也没有事儿吗？

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越来越严重！先是眼睛看不清、看不见；接着出现轻微的脑梗，心梗……可惜，由于缺乏基本医疗知识，我们都忽视了母亲建康情况的恶化。就没有想到把母亲送到医院去全面检查一下。

1984年10月，在黄前医院，我与父母和爱军、孙孝忠合影